下位规范完全可以将自己所形成的利益或者法规范外的利益作为惩戒对象，这可以有效增加地方治理的手段。
[23]在分配关系下，相对人和第三人都应获得行政机关同等的考虑和尊重，第三人权益保障已不再是行政机关向相对人作出行为时的反射效果，其在公法上的独立法地位也获得普遍承认。[7]又因为法院在作出合规即不侵权的裁判时，主要依据建筑管理上有关日照、通风、采光等技术标准，上述思路更被很多法院直接简化为遵守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即合法。
劳芬认为，邻人存在公权利的证据在于程序规范，其目的是确保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必须顾及和权衡邻人利益。作为可向行政机关请求的公权利，邻人公权利使邻人在可能的民事诉讼之外，完全可针对建筑许可提起行政撤销之诉。例如，城乡规划法（2019）第9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并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若从是否对行政机关以及相对人具有拘束力这一实质标准而言，技术性标准当然具有法效性。其二，对邻人的主观公权利予以考虑，并对建筑物所有人和邻人权利进行适宜分配的主观合法要件。
建筑规划也因此是更近于立法的抽象规则，其对邻人利益的处理，更近于一般意义上立法对第三人公权利的安排。此时就会在行政机关、建筑物所有人和邻人之间形成具体的分配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机关也是在此种关系下，分别确定建筑物所有人和邻人各自的权利边界，并决定邻人利益是否应在个案中被考虑和保护。信赖保护的中国化，实质性化解了合法预期对行政法理论的应有冲击。
比如，在益民公司诉河南省周口市政府等行政行为违法案中，在二审判决中，交相辉映着诚信与信赖。[16] （二）继之以信赖保护 21世纪初，受到我国台湾地区文献的强烈影响，我们开始关注源自德国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变更违法的行政决定，相对人无过错的，对于因此造成相对人的损失应当依法赔偿或者依法采取补救措施。三、立法文件上的用语与要求 诚信政府诚实守信是官方文件上的常用语。
其中，第一、二是行政审判、理论和立法已然达成的共识。4.与依法行政关系 信赖保护与依法行政是何种关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认为，不能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置于依法行政之前，无原则的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来强调政府对所作承诺的遵守。
在其中引入信赖保护，实际上只是附随理由，可有可无，若无特殊价值考虑，实无必要。只有个别学者提出，对各种目标和利益进行权衡、协调，以求得一个合理的和适当的中介点。尤其是在受益人为企业的情况下，如果无视给予其相关补助的授益决定的违法性并继续维持其存续力，实际上就直接损害了其他企业的公平竞争机会。这项任务最终由德国《行政程序法》完成，通过信赖保护的法律化，将上述冲突转换成应如何适用行政程序法相关规范的问题。
因为在行政法官看来，‘法定职责的渊源甚广，既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也包括上级和本级规范性文件以及‘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还包括行政机关本不具有的但基于行政机关的先行行为、行政允诺、行政协议而形成的职责。[13]在本文看来，法不溯及既往是关于法的时间效力的原则，在法律的立改废过程中注意保护信赖利益，是立法政策中一向必须考量的因素。而信赖保护反客为主，取代诚实信用之后，又将恪守信用囊括其中。因此，关于诚信政府的理论构造，应当考虑建立三元结构，在上述二元结构之上，增加行政政策、行政计划、行政惯例、长期固定实践在改变时对相对人信赖、合法预期的保护。
我们是借用了信赖保护，实质上在讲述合法预期。其二为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信赖保护主要体现在对违法给付行为的存续保护上。
只有在一些裁判中，合理预期指一项法律原则，与合法预期保护同义。[73] 从上述文件、立法中，可以发现，第一，在术语上始终没有变化，这很可能是因为，文件上使用术语向来谨慎、连贯，没有官方权威依据，一般不轻易改变已有用法。
[96]由于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政策，并有合法审查义务，原则上其不得将政策执行失误或者审查疏忽的后果转嫁给当事人。即便行政决定最初有瑕疵，但治愈后，也会产生信赖保护。第一，诚实信用、诚实守信仅停留在从道德、理念层面关于善意、真诚、忠诚无欺、合理公平等说教，实在是不足够的，没有详尽明确的行为规则指引，不足以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实现控权目的。也有法官引用诚实信用批评当事人不兑现对行政机关的承诺。在早期的文件中，诚信政府一般是倡导性的口号，缺乏实际内容与具体要求。因此，从表面上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合法预期优于信赖保护，也认同合法预期观念，但是，信赖保护在学术上的地位似乎依然没有动摇，合法预期在司法上也不为法院倚重。
[39]采取存续保护，不去纠正违法，对法秩序的破坏也是秋毫之末。[44]无效的行政行为不可能产生信赖保护。
因相对人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导致的违法，完全由相对人自己承担不利后果。信赖保护原则很快成为中国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规范行政机关诚信行政、保障相对人预期利益的主流理论工具，[17]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越权无效原则。
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改变政策承诺、合同约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依法对市场主体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诚信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必定是民主政府必备的品质。
[116]在纠正违法行政之后，法官才会考虑如何保护信赖利益，比如，按照各自过错程度，判决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我们主张有错必纠，行政机关应当依职权纠正错误的行政决定。也就是提供了实体性保护、赔偿（补偿）性保护，除了行政决定应当依据法定程序撤销之外，近似于英国法上的程序性保护比较少见。其次，也有学者主张，在行政立法中也适用诚信原则，包括法律不得溯及既往法律变动中的信赖保护，[12]否则，法律就不符合社会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本道德，就不为社会所接受，也就不可能有法的效力。
这亦非信赖保护原则的应有之义。[52]但是，这依然赶不上英国的合法预期。
合法预期完全溢出了对行政行为撤销理论的关注，将目光延伸到行政政策、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行政惯例等领域。甘肃、山东、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吉林、江西、辽宁、陕西、上海、天津、重庆等省市陆续出台了社会信用立法，基本上都是地方性法规，都涉及政务诚信。
[113]只有合法的行政决定，法院才会允许其继续存续。从中央层面看，诚实守信及其具体要求，最早见于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诚实守信作为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要求，主要体现为不得随意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依法撤回、变更的，也应补偿相对人损失。
首先，英国没有行政行为概念，也不限于行政决定，公权力行使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机关意思表示，从政策、承诺、指导、惯例、长期固定实践到行政决定，都可能产生合法预期保护，应用极其广泛，远胜于信赖保护。首先，行政机关先前行为表达出来清晰无误的意思表示，相当于信赖基础。如果行政机关和相对人都有过失，那么，行政机关、相对人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121]第二，产生合法预期保护的具体情境，与诚信、诚实守信、信赖保护也一模一样。
既然已有诚实信用，为何还要信赖保护？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继续采用诚实守信或者信赖保护，并汲取众家之长？还是改辕易辙，以合法预期取而代之？归根结底，诚信政府的理论构造何去何从？怎样回应实践诉求？ 为此，必须厘清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和合法预期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拘泥于术语，也不刻意评价援用私法诚实信用、德国法上信赖保护和英国法上合法预期之间孰是孰非、各自优劣，而是探究我们引入之后是如何解读、运用和发展的，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我国诚信政府实践已经汲取了什么，还应当采颉什么。其实，关注这个问题，才是打开德国信赖保护的正确方式。
[102]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地、完全地履行其义务。违法许可通过治愈成为合法，可以继续存续，不构成违法性继承问题。
[86] 从上述判案看，诚信诚实守信在运用上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诚信诚实守信不仅仅是对行政机关提出的单方要求，行政相对人也应当依法、诚实守信地行使自己的权利。[26]上述表述显然受到接踵而至的不同理论影响，描述了应当保护当事人信赖的基本面相，无论以何种理论审视都没有问题，只是都没道出信赖保护的独有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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